2000年
内容提要：姜夔的文艺思想以"中和"为核心，诗论与书论重在"中"，乐论重在"和"。《诗说》标举四要素，重艺术辩证法，倡以性节情，皆为"中道"的体现。《续书谱》以唐人过于"应规入矩"，就字之结体、用笔用墨，发其合于"中道"的技巧论。《大乐议》本"乐与政通"精神，针对大乐失"和"而提出复雅之见。其《歌曲》感情中正平和，艺术手法兼容调和，作为音乐文学，在音阶音律、节奏安排、旋律进行、曲式结构、字声结合上，融雅乐、清乐、燕乐为一体，曲辞相谐，雅俗相兼。
姜夔在宋代颇得"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的称誉，其气貌风神与名士派头，也确给人以《世说》中人之想。然而，他的文艺思想却决非在儒家界外，"中和"正是此中核心。
一
姜夔的中和思想，与其虽身在文苑却颇多儒林传统有关，所学、从游也给了他一定影响，"待制朱公(按指朱熹)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①，即可见之。"中和"既可分言，又可统称，而论姜夔的文艺思想，其诗论与书论侧重在"中"，乐论侧重在"和"。《白石道人诗说》开宗明义论诗之要素：
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②。
血脉、体面为形之所恃、所系，前者蕴于内，后者见于外；气象、韵度为神之所示、所现，前者偏于刚，后者偏于柔。姜夔不仅提出了四要素，而且分别树立了它们的标准，而所欲之浑厚、宏大、贯穿、飘逸，及与之相对的俗、狂、露、轻四失之相诫，其背后就体现出崇尚"中道"的精神。这四个要素须凭借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去努力致之，《诗说》认为：
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
显然，诗人作诗，不能过于雕刻，"过"则伤气；倘全然不雕刻，则沦为"鄙而不精巧"，这就是"不及"所致。同样，敷衍而"过"，则有"露骨"之弊；敷衍之"不及"，则"拙而无委曲"。毋过毋不及，就是得其"中"，作诗倘能行中道，就能精巧而不入于雕刻，委曲而不流为敷衍，不鄙不拙，恰到好处。
《诗说》的创作论，人们多看到贯串其间的艺术辩证法，其实，辩证是由事物之一端看另一端，对立统一，正反相形，其最终精神实质仍在于取乎"中"：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
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
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
自"诗言志"的古训起，诗歌创作就被看作是抒发怀抱、情感之举。自《小雅·节南山》的"家父作诵，以究王眃"、《小雅·四月》的"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以来，经荀子"天下不治，请陈眅诗"(《荀子·赋》)，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直至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的诸多理论阐发，使我国诗歌形成了一个"讽"、"怨"、"愤"的创作传统。但是，由于孔子在肯定诗"可以怨"的同时，又称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无邪"即"归于正"③，"思虑悖礼违义之事为邪念。邪念者，过而不正者也。……思之疑于邪者，谓其有余而过于中正，……凡七情之过中皆得谓之邪思，非必专指郑卫之淫邪也"〖HT5"SS〗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即"言其和"⑤。
姜夔生活的年代，朱熹已集理学之大成，但朱熹并非似二程之诋讥诗文之妨事害道，而以很大的兴趣关注文艺，从而也影响了姜夔。程颐只是称道儒家的圣人孔子之言"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⑥，朱熹则有针对性地将孔子关于"文"、"质"之说用于评文，批评"辞胜理，文胜质，有轻扬诡异之态，而无沉潜温厚之风"⑦。他在《诗集传》中，更是明确地以"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来解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姜夔在《诗说》中也就性情言诗，批判情之过甚，倡中正平和，重复了古老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