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代鲁迅主编的《译文》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第一份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1950年代茅盾主编的《译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十七年”间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作为这两份杂志创立和编排的重要参与者，茅盾在为50年代《译文》写的《发刊词》中不仅介绍了30年代《译文》的创刊背景和方针，也指出新《译文》要“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译文’并继承其精神”，但显然又与鲁迅写于30年代的《译文·前记》所介绍的办刊方针背道而驰。茅盾为何要在《发刊词》中以三分之一篇章提及老《译文》?他是如何为新《译文》追溯起源的?要“继承”的究竟是老《译文》怎样的“精神”?如何解决两位主编在办刊方针上的“矛盾”之处?本文将通过具体史料，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并联系茅盾和鲁迅的翻译观念和实践，探寻茅盾为《译文》的溯源方式。
关键词：《译文》；起源；茅盾；鲁迅；苏联文学
大凡新创办的报刊杂志都会有一篇开场白式的文字，即“发刊词”。透过发刊词，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份报刊杂志创办的背景、目的、理由、宗旨、性质、编辑方针，以及它的主张是涉及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哲学的，等等。
茅盾于1953年为新《译文》所作的发刊词也不例外，《译文》创刊的背景、目的、性质均交代得非常清楚。但我现在所关注的并非这些共性因素，而是作为写作者的茅盾在这篇发刊词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为《译文》寻找“起源”。
如果茅盾撇开论述30年代鲁迅创办《译文》时的背景和目的不谈。甚至只字不提30年代“译文”二字，而开宗明义地介绍新《译文》的创办方针是为了“感受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在建设他们的美好生活”。“从文艺作品上更真切地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勇敢而坚定地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那也丝毫不影响这份杂志明确的办刊宗旨和性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份发刊词所释放出来的所谓“正确”的政治信息亦毋庸质疑。但是茅盾为什么要在开篇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30年代鲁迅创办《译文》时的时代背景和办刊目的呢?也就是茅盾在“发刊词”中所提到的“鲁迅先生在那时候创办‘译文’，其用意是：(一)通过介绍苏联及其它国家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作品的方法，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迫，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在文艺战线上的包围和封锁；(二)通过介绍苏联及其它国家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作品的方法，来推动当时作家们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习，并在青年中间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样的介绍是否显得多余?连茅盾自己在发刊词下文中都说“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和鲁迅先生当年已经完全不同了”。茅盾为什么要将新《译文》溯源至30年代老《译文》?如果仅以两份不同时代的杂志拥有相同的名称来解释之，这样的理由显然是不充分的。老《译文》的创办情况是否如茅盾在《发刊词》中所描述的一般?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茅盾又要通过这样的溯源方式释放怎样的信息?
一
在我看来，茅盾心目中30年代的“译文”情结，为其追溯50年代《译文》的起源提供了可能；而其在发刊词开篇介绍30年代《译文》办刊的时代背景和目的，亦非无的放矢，恰恰是茅盾在为其溯源试图寻找可依循的证据。
首先，发刊词中提到“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当年艰苦创办的‘译文’并继承其精神，这一新出的刊物以‘译文’命名”。如果我们回顾一下30年代《译文》创办的经过及其后来的发展，会清楚地发现鲁迅之外，茅盾本身对《译文》的贡献之大也是无法忽略的。他以“艰苦创办”形容当年的这段办刊经历，实是其亲历亲为之后的深切感受。
《译文》产生的直接原因缘于1934年5月底鲁迅与茅盾的一次谈话。当时鲁迅认为“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因而提出一个想法：“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质量要高，印刷也要好。”茅盾表示赞成：“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这份“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就是同年8月创刊的《译文》。
6月份，鲁迅提议“找一位能跑跑腿的编辑”。茅盾遂为鲁迅推荐了当时《文学》的编辑黄源，认为他“懂日文，译过书，与生活书店也熟，可以请他来帮忙编《译文》，只是他很忙，帮着跑跑书店、印刷所还可以，实际编辑工作怕做不了”。事实上，《译文》前3期始终由鲁迅、茅盾、黎烈文为主编排，到第4期才让黄源开始试编。直到1935年9月终刊前，茅盾也参与了与生活书店的交涉等事务。
在翻译作品方面，从1934年5月创刊到1935年9月终刊，茅盾在《译文》上共发表了译作12篇，共涉及6个国家的12位不同作家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