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上半期的外国文学翻译,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重视西欧文明国家文学的译介,二是关心与中国同样处于民族危机的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而对韩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则受3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弱小民族意识形态、抗日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思潮。这3种意识形态,从作家/作品的选择和翻译策略上直接影响了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介绍,并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弱小国;意识形态;抗日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文学;转译
本文旨在全面考察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并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对韩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和翻译家们的翻译活动产生了哪些影响。本文将重点整理韩国现代文学作品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翻译介绍情况,考察中国知识界的弱小国意识形态、抗日民族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思潮,是如何影响了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以及韩国现代作家作品在中国的受容情况。
1896年朝鲜终止与清朝的册封关系,建立了大韩帝国,1910年又被日本吞并,丧失主权,被殖民者重新称为朝鲜。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仍然习惯称其为“朝鲜”。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1948年韩半岛南部成立了李承晚领导的大韩民国政府,北部成立了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在讨论1949年以前的韩半岛文学时,常会遇到朝鲜/韩国两个称谓的矛盾。一些作家在韩半岛南、北部都曾活动过,因此也难以明确地划入韩国还是朝鲜。所以,本文为论述方便起见,在论述时一律使用韩国,但是在引用作品名称和中国学者的论述时,保留朝鲜的称谓。
一、20世纪上半期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中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邹振环的《文学翻译史上的中国与朝鲜》、杨昭全的《现代中朝文学友谊与交流(1919—1945)》等。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杨昭全的《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和查明建、谢天振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专著,大致整理了韩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韩国学者的研究大多关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韩国人形象”,在研究有关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顺便提及韩国(朝鲜)作品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例如朴宰雨、金时俊教授的论文。延世大学出版部出版的《韩国文学的外国语翻译》,其中中国语部分考察了2003年4月以前韩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单行本出版情况。此外,金宰旭、金昌镐、吉善美等人的论文,主要关注了中韩(朝)文学交流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的朝鲜人形象等等,顺便简单整理了1949年以前韩国(朝鲜)文学在中国的译本目录,基本上没有涉及韩国文学译介到中国的事件本身。罗列的作品目录也有很多遗漏,而且都回避了对译者和原作内容的考察。因此,本文在调查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时,主要查阅了各类书目、图书馆藏目录,整理了1949年以前韩国文学在中国得以译介的大致轮廓,并查阅了部分译本,与有限的原文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
以单篇作品看,1925年周作人从日本三轮环编辑的《传统之朝鲜》里,选译了3篇朝鲜民间传说《崔致远》、《斗法》、《掉文》,以“朝鲜传说”为题,署名开明,发表在《语丝》第28期(1925年5月25日)。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翻译朝鲜文学。周作人对朝鲜文学的关注,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他在附识中说:
无论朝鲜是否箕子之后,也不管他以前是藩属不藩属,就他的地位历史讲来,介在中日之间传递两国的文化,是研究亚东文明的人所不应该忽视的。我们知道日本学于本国文化研究上可供给不少帮助,同时也应知道朝鲜所能给予的未必会少于日本。
1930年1月15日发表于《现代小说》第3卷第4期上的短篇小说《黑手》(金永八著),是目前为止笔者发现的韩国现代小说的最早汉译本,译者署名“深吟枯脑”。这部短篇描写了日帝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一位终日辛苦劳动却勉强糊口的年轻人,朝酒馆里的钱柜伸出了昧良心的黑手。作者金永八(1902-1950)生于韩国首尔,曾经创作出韩国第一部单人剧,是韩国“卡普”(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ratio)的发起人之一。这篇小说的原著1927年1月发表于《朝鲜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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