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
“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这个从属于童世骏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课题的项目，做起来非常棘手。
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宗教信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有着与过去相比怎样的影响?调查的难度超乎想象。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仲宇教授是这个调查项目的主要撰稿人，梳理过相关的全部数据。他说：“宗教信仰仍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和回避的。”
对于这个差不多是近几十年来首次正面涉足宗教信仰这一敏感领域的社会调查，年近半百的童世骏教授、几十位知名学者以及数百名一线调查员，明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困难事，却仍然投入
宗教需要在增长
对大多数人来说，宗教信仰很神秘。而以此类推，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似乎也很神秘。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
而现在的情况呢?
童世骏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根据课题组在2005年暑期实施的调查，在年龄为16周岁以上的中国人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31．4％。如果按照目前的人口比例来推算，中国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约3亿。这一数字大大高于以往常说的“约一亿多人信教”。
课题组不光调查了“量”，还考据了“质”。从调查结果来看，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信众占到总数的67．4％，占到了绝对多数，信仰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占6％。也就是说，信仰宗教者中，信仰经过合法登记并且有全国性合法组织的五大宗教的是绝大多数，他们构成了当代中国宗教徒的主体，
调查还求证了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徒。他们信奉“民间俗神”和信仰“祖先保佑”，其人数高达26．6％。这恐怕是中国宗教独一无二的现象，学术界将之归为民间信仰，也是中国传统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人中信仰宗教者绝对数量以及在人口中比例的增长，说明宗教本身在民众精神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增高。同时，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有一个宗教复苏的阶段。到了20世纪末，中国宗教的复苏转到正常的发展。当时便有人断言：宗教的发展已是一个事实。到这时起，可以说，人们的宗教需要开始得到越来越正常的表述。”刘仲宇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刘教授还特别指出，在进入本世纪后，宗教的发展似乎有加速的趋势。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传统佛教、道教的发展，和民间信仰的重新登台。就在我们的调查中，这几方面加起来达到信教总数的66．1％，如果放到总人口中，大约达到2亿多人。” 再有就是20多年来发展最快的基督教。在进入本世纪后的发展速度仍不减，很快从不足1000万迅速达到1030万。
“这还是教会宣布的数字，而实际上它的数量更多。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在样本中选择信仰宗教的人中，信仰基督教的有12％，依此推算，中国的基督徒当有4000万人以上。”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段经典表述：“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的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问题是，这种外部力量是什么?它又怎样形成了这50年来中国宗教徒数量的成倍增长?这种对宗教的需要又说明了什么?
刘仲宇教授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宗教学会的副会长。对这些问题，他先做了这样一番说明：宗教的社会根源之一，就是生产力的落后，人们对于天灾人祸的抵御能力差，因而产生对于不可捉摸的命运和超自然对象的崇拜。
“当前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有没有足以达到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地步呢?恐怕谁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因此，在我国，生产力水平的状态，将长期对于民众的宗教需要起作用。”
调查数据也显示，虽然那些往往被定性为封建迷信的“治病”、“消除灾祸”、“保佑顺利”已经不占信教原因的最重要地位，但加起来，仍有28％的信教者将之列为信教原因。
